延安自然科学院虽然在延安办学仅有5年时间（1940年到1945年），但充分发挥了汇聚、培养科技人才的作用，为服务“抗战建国”作出重要贡献。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成立与办学，初步探索了党领导、管理和培养科技人才的模式，为党的人才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贡献，成为党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的缩影。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如今北京理工大学秉承人才培养精神，为国家各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优秀人才。图为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北理工团队 北京理工大学供图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给边区的财政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决定掀起大生产运动，也因此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1939年5月，在党中央提议下，当时的中央财经委员会负责举办了边区首次工业展览会，这也是边区首次举办与经济生产紧密结合的大规模科技活动，其主要筹备者是留德归国的著名化学家陈康白。
同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边区发展工业生产，由负责财经工作的李富春负责人员筹备工作。5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专门刊发报道延揽科技人才，“延致国内外自然科学专家和有科学基础的大学或专校学生，共同研究，去改善和计划当前迫切需要的一切工业建设。”
李富春与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多次讨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人员组成问题。陈云对此非常重视，他认为“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员是后方万万不可缺少的，抗战中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并专门向中央提出抽调延安各机关自然科学人才到研究院工作。此后，屈伯川、杨作才、刘咸一、华寿俊、武衡、李苏、乐天宇等三十多名科学技术专家，为边区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39年12月25日，中央财经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会议历时两个星期，出席讨论会的有各方面的专家100多人，陈云、吴玉章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针对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不久，受到边区封锁影响，外来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日益减少，开展科技工作力量很不够的情况，与会同志提出两点具体建议：一是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既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验，又大力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二是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广泛动员、团结科技人员服务于建设抗日根据地，更多地争取国民党统治区的科技人员到根据地来工作。
建议上报后，得到党中央批准。李富春被任命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陈康白任副院长并负责全面筹备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和筹建自然科学院工作。1940年2月5日，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推选蔡元培为名誉主席，毛泽东、陈云到会讲话，大会选举吴玉章为会长，曹菊如、艾思奇等20余人为执行委员，并设立了办事机构。据统计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共有会员330人，理科110人，工科120人，农科45人，医学55人。除了医药卫生届会员，大多数人员集中在延安自然科学院、边区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和边区工业局这三大科学技术机关内。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也于1940年9月1日成立。
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成立，是党领导科技人才工作的有益探索。学院和研究会的成立，有效地汇聚、培养了一批党领导的科技人才，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红色科技人才高地”，为边区经济建设和抗战提供了人才支撑。
1940年，党中央指示，要基于全民族抗战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不反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们加入革命，要求“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延安时期，党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等人才政策。
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建设过程中，积极落实党中央人才工作政策，广泛吸纳优秀科技人才，不仅在《新中华报》上刊登了招生广告，还在重庆《新华日报》报社设立报名处，欢迎“国统区”有志青年和科技人才到校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在当时的“国统区”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成功吸引了一批科技人才来到延安。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后，在校内任教的高级知识分子前后约50人，占整个延安地区科技人员的13%左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延安自然科学院非常重视这些人才，李富春院长专门指示要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当时，学校教师吃中灶，衣服、津贴均好于一般工作人员。
延安自然科学院对于从“国统区”招募的科技人才，充分给予尊重和信任，有效释放他们的专业技术优势，为党领导的边区经济建设和科技人才培养服务。例如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学校对科技人才不多加干预和束缚，鼓励和引导他们聚焦边区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充分发挥技术专长。这一时期，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延安自然科学院涌现出马兰草造纸、新方法制盐、发现南泥湾等一系列代表性创新成果。在教学工作中，学校不过多干涉教师的授课计划和授课内容，但注重在教学管理中加强考核。教师们会主动地把学生学习成效作为自我考核最重要的标准。
开展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党创建的新型大学最显著的办学特色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延安自然科学院对教师不歧视，以诚相待，通过政治学习、教师党支部先进作用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帮助他们进步。徐特立担任学校第二任院长后，经常深入教师群体，与教师们交流工作、学习和生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充分调动了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学校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政治教研室，负责学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开设有思想政治课。不仅学院领导会为全校师生讲授思想政治课程、做专题政治报告，朱德、陈云、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会被邀请来学校做形势和政策报告。
作为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汇聚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在开展科学研究和为党培育科技人才的同时，学校也通过发扬民主，组织教师开展大讨论等方式，探索学校发展方向。
1942年8月15日，徐特立院长发出通知：“关于本院教育方针及制度问题，联系到我党怎样把握科学技术问题，拟展开讨论，首先应收集材料，拟定提纲。决定由乐天宇、闫沛霖、李苏三同志负责组织委员会来进行准备工作”。此后，一场关于学校教育方针的大讨论随即全面展开。此次大讨论内容极为丰富，且直接关系到学校办学定位，包括党办自然科学教育的必要性，自然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自然科学教育和经济建设、军队装备、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关系，边区和将来中国科学教育的关系，自然科学教育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怎样培养高级科学技术干部，发展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学校的教育方针和制度等等。
在大讨论过程中，徐特立院长先后发表了《我们怎样学习》《再论我们怎样学习》《抗战五个年头中的教育》等文章，并鼓励学校教师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乐天宇、康迪、林山、徐伟英等教师先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延安自然科学院教育方针的大讨论还扩大到了延安科学界。时任军工局局长的李强以及沈鸿、刘咸一、钱志道等人共同署名发文《自然科学教育与工业建设》，参与讨论。李富春也撰写了《自然科学要与生产建设实践相结合》，指出“希望大家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生产实践中去……并以实际工作来响应，以期达到改造我们工作的目的。”
延安自然科学院发扬民主，通过大讨论的方式，不仅发动和团结了校内外科技人才，还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围绕党创办和领导高等教育的实践，深入开展学习讨论，统一思想，有效地推动了学校的发展，提升了广大教师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在抗日烽火中，延安自然科学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汇聚了一大批红色科技人才，有力服务了边区经济建设和抗战。如今，面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要求，回溯研究延安自然科学院人才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可以从历史的维度更好理解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新要求。